吴孟超

吴孟超，男，1922年8月31日生，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学士学位；肝胆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师从中国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2012年2月，被评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曾历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普通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等职；现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医学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中日消化道外科学会中方主席，国际外科学会委员等，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为奠定肝脏外科的基础，从1958年起，他进行了肝脏解剖的研究，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为解决肝脏手术出血这一重要难题，在动物实验和临床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肝脏止血技术；为掌握肝脏术后生化代谢的改变以降低手术死亡率，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为进一步扩大肝脏外科手术适应症，提高肝脏外科治疗水平，他率先成功施行了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并使之逐步发展、壮大。

他针对肝癌发现时晚期多、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提出“二期手术”的概念，即对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为晚期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针对肝癌术后复发多、但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特点，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针对中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上述研究使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60-70年代的16.0%，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肝脏外科事业。为了提高中国肝脏外科的科学研究水平，使肝脏外科事业持续、深入的发展，吴孟超院士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牵头指导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研制了细胞融合和双特异性单抗修饰两种肿瘤疫苗，发明了携带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研究结果发表于《Science》、《Nature Med》、《Hepatology》、《Oncogene》、《Cancer Research》等学术刊物。

他领导的学科规模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设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奖励为中国肝胆外科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杰出人才和创新性研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通过他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国内外肝脏外科的发展，多数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原创于中国，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他从事肝脏外科领域研究近五十年来，发表学术论文796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Primary Liver Cancer》等专著15部，获得国家、军队、省部级科技奖励26项，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称号和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等荣誉26项。

他是一位平凡的老人，普通衣食，寻常住行，每日忙碌，其乐融融；他又是一位不平凡的老人，思维敏捷，精神矍铄，87岁仍每天在手术台上做1至3台手术。就在前不久，他还为一名男子切除了14×10厘米的癌症肿瘤。这位老人就是曾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肝胆外科临床医学家吴孟超。

人们喜欢把吴孟超誉为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他身上的荣誉、头衔、职务，可以罗列几页纸。这些只是一种象征或符号，重要的在于吴孟超在长达50多年的肝胆外科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在动手术刀，一双手曾为13600多名肝病患者解除病痛。

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毕业同济大学，师从有“中国外科之父”之誉的名医裘法祖，经老师指点，专攻肝胆外科。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各种攻关小组如雨后春笋涌现。在吴孟超的积极要求下，第二军医大学的长海医院也成立攻关小组，吴孟超任组长，开始向医学禁区的肝胆外科进军。在外科实践中，吴孟超觉得应该了解清楚肝脏的结构和血管的走向，这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于是决定首先制作出肝脏血管的标本。各种方法试验过，一点儿进展也没有，吴孟超心急火燎，寝食难安。1959年2月，我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冠军。这个消息让中国人欢欣鼓舞，也令吴孟超为之振奋。灵感这种东西就是奇怪，什么问题想得久了，有一点儿诱因也会产生联想。吴孟超突然闪现出了那只小小的“银球”。乒乓球能否做材料呢？他买来了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等待着它的溶解。

第二天，瓶中的乒乓球果然溶为液状。他们兴奋起来，为了节约开支，他们从乒乓球厂买来了赛璐珞，在里面加入红蓝白黄几种不同颜色，分别从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注入，使得肝脏内部纵横交错的粗细血管全部充满。等待凝固后，再用盐酸腐蚀肝表面组织，最后用刻刀一点点镂空，剔除干净。肝脏血管构架清楚地呈现出来，由粗到细，枝杈般向外延伸开来。大家兴奋异常，因为各个“枝杈”有不同颜色，不知谁激动地喊出：像珊瑚！

成功了！大家沉醉在美丽之中！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模型终于灌注出来。接下来三人一鼓作气，至1959年底，共制作肝脏标本108个、肝脏固定标本60个。

通过制作标本，吴孟超对肝脏内部构造以及血管走向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这为他日后施行肝脏手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大量的研究，吴孟超觉得以前把肝分成左右两叶的说法不全面。他坚信，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熟悉中国人的肝脏。实践证明，人的肝脏分成“左外、左内、右前、右后和尾状”五个叶，左外叶和右后叶又各分两段，共四段。

吴孟超在1960年6月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以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其规律，正常人的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在外科临床上则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这是创新性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新理论。大会上，这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名不见经传，而提出的理论却闻所未闻，十分新颖。与会的国内一流专家非常重视，对这个理论予以了肯定。几十年来，“五叶四段”沿用至今，为肝脏手术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成为探索肝脏新手术的理论依据和技术保障。

1960年，长海医院迎来了一例肝癌切除手术。患者是一位中年妇女。医院格外重视这次手术，派出最强大的阵容来完成手术：由外科主任郑宝琦亲自主刀，吴孟超为助手。院长也到手术室坐镇。

吴孟超知道手术对医院的重要程度，早上第一个来到医院。上午9时，准备工作开始。一切都按照程序进行：消毒、麻醉……气氛有点紧张。郑宝琦站在主刀的位置，吴孟超站在助手的位置。其他几个人各就各位。就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郑宝琦突然把手术刀向吴孟超一比划，然后递到了吴孟超手里。手术室里的人都愣了。众所周知，一台手术失败，年高资深的医生责任最大，名誉也会受到影响；而此时手术若成功，功劳将是吴孟超的。

吴孟超不知所措，与主任交换了一下目光，立刻明白了用意：这是信任与鼓励，这是寄托和希望，这是人梯和基石，这是恩师的一片苦心。那一瞬间，他似乎增加了无比的勇气，与主任互换，站到了主刀的位置。

吴孟超握住了这把宛如柳叶的手术刀。那么熟悉小巧的手术刀，在今天却显得有些陌生和沉重。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用从“裘氏刀法”转化来的“吴氏刀法”，有对肝脏结构及血管走向的了如指掌，心情镇定下来。

第一刀划开，肿瘤显露出来，诊断正确。伸手一摸，知道了位置和大小。然后就是探查、剥离、切除、止血、结扎、冲洗、检查、缝合。手术有条不紊，如行云流水，只用了三个小时，凸显了“吴氏刀法”的稳准快。

检查患者的血压、脉搏、呼吸等体征，一切正常。手术成功了！吴孟超激动地看了一眼主任。郑宝琦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吴孟超知道手术后护理的重要。病人被送进单人病房，吴孟超日夜守候。一天，两天……七天过去了，病人度过了危险期，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三个星期后出院，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是长海医院第一次成功的肝外科手术，也是全国肝脏外科成功的一例手术。报纸称赞：这是我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1975年2月，三个人走进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两名大夫搀着一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挺着大肚子，有过于十月怀胎的妇女，进门就说慕名来找“神医”吴孟超。

见到吴孟超，那名男子就想跪下，哀求着：神医，救救我吧！

一问才知，病人叫陆本海，是农民，特意从安徽千里迢迢赶来。8年前，陆本海肝上长了个瘤，有拳头大小。当地医生一检查，直径有4厘米，诊断为癌，便对家属说：病人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

陆本海心灰意冷，两年过去了，还活得好好的，只是肚子越来越大。陆本海到另一家医院去检查。大夫做了穿刺，结果出血不止。大夫立刻停止穿刺，封住了伤口。之后这么多年，陆本海成了个“孕妇”，身心交瘁，痛苦万分。

吴孟超当时做了仔细的检查：肚子很硬，鼓得很大，敲起来“梆梆”作响。再进一步检查，诊断为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这么大的血管瘤，吴孟超从未见过。国外把4厘米以上的血管瘤称为“巨大”，美国一家肿瘤研究所遇见的一例最大的血管瘤，也只有25厘米，因怕大出血，不敢切除。陆本海的肿瘤已大大超过美国那个病例。把病人推出去，有很多理由，顶多落一个责任心不强，不会对医术和身名造成影响。

不能见死不救。“医生就是要把病人一个个背过河。”裘法祖老师的教诲在吴孟超耳边响起。再大的风险也要承担！

吴孟超详细了解了病情，做到情况明，渐渐坚定了决心。他制定了手术方案：思路清晰、方案严谨、对策周密，把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部估计到，并做了应急预案，以保万无一失。

院领导更加重视这次手术，成立了九个协作组：指挥、参谋、手术、麻醉、内科、输血、特护、后勤、联络，共40多人配合这次手术。这天早晨，吴孟超神情自若地来到手术室，用皂水和刷子从手指手掌一直刷到手臂，一遍两遍三遍；冲洗，一遍两遍三遍，然后轻挑手术服的衣领，向上一抛，待下落时，双手顺势钻入双袖。站在背后的护士立刻系好背带。所有手术人员各就各位，准备就绪。第二军医大学政委也来到手术室，现场督战。手术室里，吴孟超在做最坏的准备：先把桡动脉切开插管，一旦出现不测，正常输血不行就准备动脉加压直接输血。

8时25分，手术开始。一向稳准快的“吴氏刀法”今天慢了。他先在腹部开了一个小口儿，探看肿瘤情况，诊断正确。然后随探随开，看肿瘤，寻办法，更是为了病人少受开刀之苦。吴孟超的目光习惯性地不时向上看着天花板。随着肿瘤的探明，刀口也越开越大，从腹腔一再上移。吴孟超果断地说：取掉第六根肋骨。

腹腔完全打开了，显露出一个巨大的紫红色肿瘤，泛着蓝光，随着呼吸上下起伏律动。在场的医生护士别说碰，连看一眼都毛骨悚然。血管瘤就是血管上长的瘤，里面外面被血管包围，充满了血。像一个血包，碰到哪儿，稍有不慎就会破，出现大出血。吴孟超的手术刀要把长在肿瘤上的众多血管切断结扎，一根根切，一根根扎，再把肿瘤与肝一点点剥离开来。

肿瘤在考验着信心耐心，考验着体力意力。汗水从吴孟超额头洇出，护士马上蘸干……时间一分一秒地在吴孟超手尖滑过……从日出到日落。

天黑了。外面正是天寒地冻之时，而手术室一片温暖，无影灯显得格外明亮。

肿瘤与肝脏剥离开来。

吴孟超说：肿瘤太大，搬不动了，谁在下面接一下。

年轻力壮的助手说：我来。

最后一刀切了下去，那个巨大的“紫色怪物”从腹腔脱离出来。

小心，接住。吴孟超叮嘱着。

助手双腿一弓，站好了马步，双臂较力，接住了状如马蜂窝般的大瘤子。吴孟超说：快去测测。

肿瘤63×48.5×40厘米，重达18公斤。

手术室的表针指向20时35分。53岁的人，在手术台上整整站了12个小时，此时没有一丝疲倦，兴奋异常。

吴孟超一再叮嘱护士：护理一定要跟上。

吴孟超在病房盯了一周。11天后，陆本海就能下床，体重长了15斤。一个半月后出院，回家务农，一直活到现在。

这个肿瘤的重量至今保持着世界纪录。有专家说：别说是30多年前，就是现在，这个手术的难度也是大得可怕。

这次手术的成功使吴孟超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临床应用后效果非常理想，从那时起到现在，医院用这个方法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无一例失败，成功率达到100%。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孟超亲耳聆听了邓小平的开幕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给吴孟超极大震撼。他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如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闭幕词一样的感受，“科学的春天”来了。会上，吴孟超的《肝外科新成果——正常人肝脏解剖的研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国的科研成果何时能走出国门？

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苏、英、法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著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学术水平。中国也应邀派出了代表团出席。团长吴阶平，团员吴孟超、陈中伟、杨东岳，代表着中国泌尿、肝胆、断手再植等方面的外科水平。

初次与国际顶尖级的专家交流，吴孟超心里没底。是啊，紧闭了那么多年的国门，不知世界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有点儿失去自信，不放心自己的外语，不放心自己的论文，不放心自己应对提问的能力。吴孟超深知：出访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着国家。出国前的两三个月，他练口语，听录音，改论文，整理材料，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生怕给国家医学抹黑丢脸。到了旧金山，他们四个人做了最坏的准备：发言中出现问题，或发言后有人提问如何应对，四个人做好了分工。

大会开始，吴孟超忐忑不安，洗耳恭听。当听完两位外国专家发言，共做了18例肝外科手术，吴孟超的心中有了底，知道了国际同行的状态。

轮到吴孟超，他大步走上讲台。

外国专家并不看好这位名不见经传、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讲演者。吴孟超？中国的肝胆外科？没听说过。这时大会执行主席突然宣布：因时间关系，将原定的15分钟发言时间改为10分钟，并对吴孟超说，你的发言不能超过10分钟。

啊？吴孟超蒙住了。他的论文经过了多少次锤炼，精而又精，总结了18年来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体会，再加上配合的幻灯，怎么也要15分钟才能讲完。短了讲不完，长了不尊重，怎么办？两难境地时，他看了一眼台下。三位战友在看着他，这是他的精神支撑。从目光中，他获取了力量，头脑清醒了，向吴阶平走去：10分钟不够，怎么办？

出国次数较多的吴阶平非常沉着：你对会议主席讲，要求延长5分钟。他们会理解的，只是不要啰嗦。

吴孟超向主持人讲明了原因。会议主席略一思考，友好地一笑，同意了他的要求。

吴孟超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先声夺人：本文分析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手术死亡率仅占8.8%，手术后5年生存率达16%，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

这组数字一说出，台下立刻引起骚动：“这位中国专家已经作了181例肝癌手术，成功率达到90%以上，真不可思议!”“181比18，中国人了不起!”

接着，吴孟超列举了18年来的成果，然后分手术特征、手术操作、降低手术死亡率、疗效评价四个问题分别论述。15分钟一到，演讲戛然而止。会场短暂宁静，之后掌声雷动。人们放下了蔑视，换之以尊重，不停地提问。吴孟超等四人用流利的英语一一作答。

国外众多媒体抓住了大会新闻：“吴孟超教授的论文使旧金山会议刮起了一阵‘吴旋风’!”“沉默的中国人，以东方特有的睿智，悄无声响地走入了国际外科手术的领先行列，这令所有曾经忽视了他们的人大大吃了一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追到下榻的饭店，邀请吴孟超到加州大学医学院参观讲学。

世界了解了中国。在这次大会上，吴孟超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医学界用这种方式肯定了吴孟超，肯定了中国的肝脏外科学，标志着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87岁的吴孟超喜欢在病房里走走，按照专业术语说叫查房，了解病人情况。在病床前，吴孟超按按病人肚子，叩击听一听；揿揿病人的指甲；撸起裤腿看看病人的腿肿不肿；试试病人的额头，感受病人的体温是否正常；示意虚弱的病人不要说话，顺手轻轻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弯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冬天查房，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他觉得，举手之劳，能给病人带来温暖。

每周，吴孟超要出一次门诊。他不能割断与病人的联系。那么有名的院士出门诊，挂号的自然非常多，本来上午只挂10个号，常为种种特殊原因而加号，多时能加到15个。他看病费时费力，问诊之间，总找机会与来自祖国各地的病人聊几句。简短几句话，让病人感到非常亲切，一下拉近了距离，愿意把心里话说给他听。

吴孟超亲手带过的徒弟已是第四代了。30年来，仅培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就有56名，绝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肝脏外科的中坚力量。他常对学生说：看病是人文医学，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定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热情接待病人。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要定好位，对病人要有信心、耐心、爱心、细心。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利，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一人生病，全家痛苦，有的还很穷，我们不能欺骗，更不能欺诈他们。

没有特殊情况，吴孟超每天都要上台手术。他不愿意放弃手术刀。他认为，技术和研究成果是病人给的，必须回报于人民，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他就要站在手术台边，一直工作到不能做为止。

肝病听起来让人感到恐惧，避之不急。吴孟超却依然与病人那样亲近，拉手问诊。不是不怕传染，而是为了拉近与病人的距离。从医几十年来，吴孟超亲眼见过三位大夫接触病人而死于癌症。惟一预防的有效办法就是洗手，在输血、输液、打针过程中要多注意。即使这样，也有避之不及之时。有一次，针刺破了手指，手术后，护士立即拉住吴孟超打了免疫针。吴孟超却很淡定，笑着说，这种事很难避免。每年体检，吴孟超都是抗体阳性，说明有了抵抗力。这肯定与接触病人有关。

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已使吴孟超和病人融为了一体。他感谢病人给了他力量与智慧。他说，病人就是一本书，从门诊、治疗、手术到康复，内容非常丰富。治好了一个病人就积累了一分财富，认真清理总结这笔财富，积蓄下来就是一部巨著，掌握了就是一名好医生。

吴孟超有一套手保健操，一有空就做，以保持手的灵活。谈话时，他的双手常拢住茶杯，不停地转动着。大号茶杯衬托出活泛的手指，笔者同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细节：吴孟超食指上关节向外弯曲，像个钩。这是天生的吗？吴孟超一笑，说这是一辈子用力拿手术刀的结果。说着把食指与中指一并，指尖已经永远并不上了。这不禁让人心里为之一动：就是这弯曲的指头，把上万名肝癌患者从死亡的门槛钩了回来，至今也没有松劲。 ^[4]

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孟超院士一说起在同济9年的求学经历，开口连称“故事那是3天3夜也说不完”，“如果说取得了一点成绩，那与同济恩师们的教诲分不开，与那时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分不开。”1939年，马来西亚归侨吴孟超以18岁的稚龄回国抗日，一头扎进同济的怀抱，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5]

吴孟超蹒跚学步时就跟随家人来到马来西亚。原来，在他出生后不久，迫于生活压力，其父到南洋打工赚钱。5岁时他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在马来西亚，幼年吴孟超一边帮父亲割橡胶一边读书。初中毕业时，他的双手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把割胶刀玩得流星一般飞转。

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双方是要出资让毕业生们聚餐一次的。不曾想，当钱全部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却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建议立刻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受到这次预料之外事件的鼓舞，联想到自己在马来备受轻蔑的现实，吴孟超萌生归国报效、参加抗战的愿望。1939年，吴孟超把自己的想法跟几位同学一说，大家立刻群情振奋，于是六位同学即准备回国。

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碰到正在同济大学理学院读书的老同学。吴孟超一五一十通报了到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的想法，没想到，老同学听完之后说了句：

“你知道延安在哪？”

……

“干脆念书吧。”

“在同济，田间念书的日子很快乐”

“在同济，田间念书的日子很快乐！”吴孟超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

“其实，我没考取同济附中。”吴孟超说。延安没去成，吴孟超在昆明又染上了痢疾，腹泻不止，力气全无。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进了设在昆明的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同济的医生们水平真高，经过几天的治疗，病就好了。”

出来后，吴孟超决定报考同济中学，他想进同济大学。保险起见，他同时报考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两所大学的附属中学。

谁知道，吴孟超的成绩不够同济大学附中的录取线！

怎么办？“当时昆明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同济大学，可能由于医院的关系，同济大学在那里的地位非常高。”吴孟超坦言。

心有不甘的吴孟超在同学的帮助下找到同济附中的郭惠生老师，得到在附中借读的许可。

一年后，吴孟超成为同济大学附属同济中学的正式生。

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在距昆明百余里的宜良狗街，这里的风俗古老纯朴，四季花果不断，车马之声鲜闻，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每天早晨，附中的同学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油菜花、山茶花、更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儿盛开的田间读国文、念德文。“教德语的是一名优太裔德国人，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去。名字想不起来了，好像叫理本塔。那时候穷，渐渐地到理本塔家打牙祭就成了不少同学心向往之的快事，包括我。”吴孟超顽皮地笑了。

由于昆明经常遭到轰炸，学校在此待了两年跑警报的日子终于联系到川中古镇李庄。

同济附中一路跟随、千辛万苦到了李庄，却被告知：附中暂时不搬。

千辛万苦又回到狗街，吴孟超和同学们继续着田间地头读德文的日子。转眼到了194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东南亚。家在马来西亚的吴孟超即刻断了经济来源，“早上很早就起床，上街卖报。一个早上所得可以换一块洋芋粑粑，真香！”吴孟超说。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便攻占香港，当时滞留在港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以及联大教授陈寅恪等都无法及时撤离，原因是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专门运他们的私人财物家具，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到重庆。重庆《大公报》揭露此事，引起西南联大师生极大愤慨。1942年1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讨孔游行，抗议声浪在整个大后方蔓延开来，蒋介石一再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

西南联大串联到了同济附中，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即刻领着同学们上了街。昆明街头士兵林立、机关枪铜墙铁壁，把游行队伍围得水泄不通。吴孟超他们心里早就有数：云南王龙云与国民党中央有隙，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果然，这次龙云又以“等因奉此”的公文旅行应付了事。

战事日益蔓延，日机不断轰炸大后方，躲轰炸成了同学们的家常便饭。一次，吴孟超他们正上着课，警报声又刺耳地响了起来，跑！起身、冲出教室，飞也似的冲向先前炸出的弹坑。不知是怎么想的，躲在坑里的吴孟超对同学说“换个坑吧”，大家立刻跳起来冲向50米开外的另一个弹坑。“刚落身，原来的弹坑挨了炸，没跟着我们挪动的一家人转瞬被抛向了天空！

1942年，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终于来到李庄。1943年，吴孟超如愿以偿地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成为医学前期学生（当时同济大学医学分为医前期和后期，前期学习主要打基础，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后期学习临床及各项具体医技）。

“同济大学医学院不愧为当时国内水平很高的少数几所医科学院之一。”吴孟超说，当时及后来进入同济的教授如梁之彦、唐开元、金问淇、宋明通、王宝楹、陶桓乐、李宝实、陈任、于光元、荣独山、叶天星、林竟成、沈尚德、章元瑾、蒋起鹍、杜公振、谢毓晋、过晋元、裘法祖诸教授，不但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国难当头所保持的科学精神和踏实钻研的求真功夫。随校迁徙至李庄的德人教授药理学的欧特、生理学馆主任史图博、许华生、哈朋（Halpern）、费切尔（K.Fishcher），国难时刻跟随同济一起同舟共济，尤为令人敬佩。史图博甚至将自己的籍贯定为“中华民国江苏省宝山县”。

“很多学生过不了史图博生理学这一关，没办法只有重修。”吴孟超说，那时他是班长，40人左右的班级学习起来十分玩命，可是史先生的课却极难：“口试，到他面前，三下两下便语塞。”就是这样的先生，1949年的《同济大学概览》上，大家的评价却是：“史教授虽然上了偌大年纪，可是精神还是那样的健旺，配上银白的长须，更显得肃穆非凡，灼烁的目光，好像在探索什么似的，一脸慈祥，言语幽默，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地记忆着，体力说来经历了多少年的折磨，还是昂首健步，全无老态，迄今仍是孑然一身，从1924年开始就来本校服务，这一段漫长的岁月，就是在‘一二八’‘七七’战争里，他都不曾把我们抛弃过。”国难当头，有异邦人士如此不离不弃，难怪同济医学生一致称其为“同济的精神堡垒”。

李庄很小，但茶馆很多。医学院所在的祖师殿只能聊充课堂之用，自习之类便只好上宿舍、上茶馆解决了。“那时川中帮派林立，即使泡茶馆也是如此。两派同时进入一个茶馆，开始讲理，讲输了的那一派就得为赢了的买单。”吴孟超说，摸到这一规律的同学们便沿着窄窄的石板街道一路看过去，哪个茶馆有“情况”便溜进去，择僻静处坐定，茶点一干物依次点一遍，桌上摆得满满当当，开始看书学习。“到最后，别人把单买好，我们吃好、学好，回宿舍、到江边，‘揩油’的日子很惬意！”老人微眯着眼，嘴如新月，沉浸在60年前的日子里，很享受的样子。

“橘子熟了，我们的快乐又停不下来了。”吴孟超说，当地老乡对我们很好，每到橘子成熟的季节，便允许我们进入橘子园，说“吃饱可以，不能带”。后来就想出脱下裤子，扎住裤管，装袋，瞅着没人就扛起橘子溜回宿舍饕餮。“老乡们知道我们的日子清苦，大多睁一眼闭一眼。”

学医，没有解剖那是向壁虚构。当时的同济医学院很重视解剖学习，方召教授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要求学生要熟知人体各个结构。学生们也都非常努力学习，我就是在那时掌握了扎实的解剖学知识。

同学们的学习生活1949年的《同济大学概览》中有这样的文字：“两班一百余人共同坐在一教室中，听讲着神秘的人体构造，那就是上解剖课。墙壁上挂满了彩图，讲台上放着骨骼内脏，起初对着死人白骨不免恐惧而生厌，但为了自己来此之目标，及每一根骨头肌肉及内脏之行状名称，非详细研究不可，又很习惯地把它当作了用具。”“解剖室内有蓄尸池，一走进去，就有一股刺鼻难闻的石炭酸及福尔马林的气味来欢迎我们。室内东一堆西一群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大衣者，正在忙碌。有的翻着图，有的磨着刀，每人都很仔细地割，谁也不敢随便地将一根细小的血管或神经割断，否则只好硬着头皮挨骂。”

“医前期‘闯三关’闻名遐迩。”所谓三关是指解剖、生理和生化，全都是口试。闯过三关的人学习史上就留下了光荣的一页。于是，在李庄，白天，茶馆、江边，到处都能轻易看到“捧着书本死啃的医学院同学；晚间，在黯淡的菜油灯下，他们孜孜不倦，营养不良的一群都没有睡，Durchfallen这个字老在脑子里打转，所以虽然倦极欲睡，也只好揉揉眼睛再念下去，就这样，常常通宵达旦。”

得益于各位教授的严格训练，同济医前期学生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同济学子毕业后广受欢迎，与此密切相关。

“1945年8月，小日本就投降了。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吴孟超说，消息传来，李庄沸腾了，同学们纷纷上街狂欢，茶馆饭店街上到处都是人！富裕一点的同学倾其所有，领着我们上了当地最高级的“留芬”老饭店吃饭喝酒。

1946年初，医前期考试通过，到宜宾（当时医学院设在宜宾）进入医后期学习。紧接着，就商议复员的事情。“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学校发给每人若干复员费，自己设法寻找交通工具回上海，我考虑再三，决定与云南同学及吴佩煜一起乘车先到昆明，一方面可以看望同学们的家人，另一方面如有可能的话可以从昆明去马来西亚探亲。”吴孟超说。

到了昆明，吴孟超又是在侨务处当抄写员，又做家庭教师，还到高中代课,加上当时为回马来看望父母而申请路费，三个月后，他就有了不少的现金。考虑再三，吴孟超没有回马来西亚：在同济大学上到三年级，还有三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不能半途而废呢，何况家里情况是好是坏又不得而知！”吴孟超决定留下来。他在昆明买了一套西服，又托侨务处的同学帮忙买了两张飞机票，便和吴佩煜同学乘美国军用运输机从昆明飞到了上海。

上医后期，经常有临床实习课。与裘法祖教授最初的接触那也是远远地、艳羡地看过去，“那时的裘教授已经是很有名了，作为普通学生，我们很难近距离接近，更不说聆听教诲了。”吴孟超说，“远远看过去，裘教授很高、很帅，上医院观看他的手术，很漂亮，很羡慕！”

1947年回国的裘法祖当时34岁，身兼同济大学外科教授、中美医院外科主任，同学们和吴孟超一样听说裘教授要主刀，争着抢着要去观看，“那是享受！”

裘法祖回到母校前后，是同济大学又一个困难时期。“由于董校长不断地不畏艰难，校友们热烈地支持，终于在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间收回了医学院的发祥地中美医院（原宝隆医院），同时又租赁成都路中美饭店为后期男同学宿舍……三十六年秋，谢前院长在经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一口气成立了解剖、生理、生化和病理四研究所，加上原来的细菌研究所，共有5个研究所，又接办市立第二传染病院、和卫生局合办市立第二医院、特约实习的公济医院，毕业实习等都渐渐步入正轨。”1949年的《同济大学概览》如是说。

在“一·二九”运动中，同济学生被捕97人，先后受到各种迫害者达166人，其中被开除学籍18人，勒令退学96人，记大过2次、小过2次，留校察看1人，具悔过书7人，严重警告44人，半数党员、积极分子被迫撤离学校。

运动过后，热血青年进了监狱，营救成为头等大事。

“地下党找到我，让我参加营救。”吴孟超说，他们分给我的任务是找来救护车、医生证件，让我随其进入监狱。

地下党组织的人以监狱发现急性传染病为由，大大方方开着救护车进了监狱，身穿白大褂的吴孟超按照嘱咐一边为大家检查一边附耳叮嘱“外面正在想办法，不松口，别着急”。救护车离开后，狱中战友就有了不少吃的。

经过多方努力，近百名被捕人员全部获得释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解放区去了。“觉得很神圣！”吴孟超沉浸在不尽的感慨之中。^[7]

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和老师，看病、治病、做学问、带学生，是我的本职工作。有许多同行，他们做得比我好。我们有不少新的技术，就是向同行们学习的。党和人民却把这么多的荣誉给了我，2006年1月9日，胡主席就在这里，亲自给我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今天，党和人民又给了我这么高的褒奖，我心里很不安。这些荣誉和褒奖，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张晓华、胡宏楷、陈汉，以及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这些年，遇到不少年轻的朋友，与我探讨人生的意义，谈论知识分子的价值，还问我有些什么成功的秘诀。回顾我的一生，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选择了跟党走，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党、热爱党，发自肺腑地感激军队、热爱军队！

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不停地看门诊、做手术，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感到很枯燥？"我的体会是：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喜爱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我从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的那天起，看到一个个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个个肝病治疗禁区被突破，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人生的意义。

看来，我这一辈子是放不下手术刀了。我曾反复表达过个人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有人说，吴孟超，你拿了那么多第一，拥有那么多头衔，获得那么多荣誉，你这一生值了。是啊，就我的人生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够多了。但是要说"值"，它究竟值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它凝聚着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有很好的体现。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我这几条路走对了，就是秘诀。

岁月真是不饶人，我快90岁了。可我觉得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9]

201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对学习宣传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大力宣传吴孟超院士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医德，宣传他的爱党爱国爱民情怀。要把宣传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5月10日，中宣部、卫生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上海市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胡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向吴孟超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向报告团全体成员表示诚挚问候。徐才厚指出，胡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对吴孟超同志的高度褒奖，是对搞好纪念建党90周年活动的明确指示，也是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宣传好、学习好，深入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为迎接建党9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参加会见并出席报告会。

报告会上，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讲述了自己爱党爱国爱民、立足岗位践行宗旨的奋斗历程。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士长程月娥、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王红阳、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社职员王甜甜，分别从不同侧面讲述了吴孟超的先进事迹。他们的精彩报告生动感人、催人奋进，不时赢得阵阵掌声。^[11]2011年5月10日到20日，中宣部、卫生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上海市委共同主办吴孟超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兰州、重庆、广州、上海巡回举行。

2011年6月15日，中宣部、卫生部和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上海市委联合组织的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在中国科学院举行专场报告会，千余名在京院士、优秀青年科学家代表和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报告会。^[12]

2011年8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向吴孟超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决定》说，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从医68年来，始终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卫生事业，以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模范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奏响了一曲壮美的人生乐章，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他始终把献身医学科学作为人生理想，创立了我国肝胆外科的学科体系，先后取得30多项重大医学成果，主刀完成包括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术在内的14000多台肝脏手术，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21项，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热忱救死扶伤，年近九旬仍然坚持亲自上台手术，用全部精力践行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仁爱情怀，被患者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大夫”。他胸怀宽广，甘为人梯，共培养出250多名肝胆外科优秀人才，为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作出重大贡献，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决定》指出，吴孟超同志是我国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爱党爱国爱民的光辉典范，是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楷模。大力宣扬和学习吴孟超同志的先进事迹，对于教育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十二五”规划战略部署，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决定》强调，广大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全军官兵要学习吴孟超同志追求光明、爱党报国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奉献社会、倾心为民的高尚品格，学习他勇攀高峰、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学习他忘我工作、不懈奋斗的人生境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清学习宣传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意义，自觉把学习活动作为当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切实摆上重要位置，科学筹划组织，认真抓好落实。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向吴孟超同志学习，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良好的作风和形象，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和部队官兵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开拓进取，求实创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14]

2011年8月31日，吴孟超院士从医68周年暨90华诞座谈会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韩启德、桑国卫，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等发来贺信贺词。

座谈会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主办。

座谈会上，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黄爱民说，吴老是福建人民的骄傲，也是福建人民学习的榜样。要像吴老那样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吴孟超院士的学生代表、一等功臣郭亚军教授说，作为吴老的学生，一定认真学习并坚决传承老师的好思想、好品质、好技术、好作风，在本职岗位上勤勉踏实、开拓创新，不断攀登新的医学科技高峰！

吴孟超则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争取早日建成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我国肝胆外科学科的发展和最终解决肝癌问题而努力工作。^[15]　就在吴孟超院士从医68周年暨90华诞座谈会这天，吴孟超走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进行了从医68年来第14280台手术。^[16]

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听了吴孟超先进事迹报告后说：吴孟超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用忠诚书写了一代医学大家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

总后勤部政委刘源说：“吴孟超为我们时代树立起新的价值标杆”，吴孟超精神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说：我们要学习吴孟超同志对党忠诚、矢志报国的坚定信念，学习他无私奉献、情系人民的高尚品格，学习他积极探索、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广州军区副政委田义功听完吴孟超先进事迹报告后说：“吴孟超同志是当代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典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教授程天民说：“我们要像吴孟超那样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人生追求，努力在军事医学领域不断做出新业绩、创造新辉煌。”

著名学者周国平说：“从吴孟超身上看到了中国医疗界的良心和光明。”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说：一位普通医务工作者的事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吴孟超高尚的医德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需要！”

吴孟超的学生、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沈锋说：“吴老身上始终散发着一种爱的气息，这种爱是对事业的爱、对生活的爱、对周围每一个人的爱。”

北京医院普外科主任韦军民说：作为同行，我们要学习吴老“知行合一”的大医境界。

驻渝某集团军战士纪文凯说：吴老数十年如一日，满腔热忱为群众服务，他的言行品质无愧于新时期的军人模范。^[18]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政委陈锦华说：学校党委作出了向吴孟超学习的决定。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发出号召，要求广大科技、教育和医务工作者，广泛开展向吴孟超院士学习的活动。总后勤部所属部队、院校及时组织收听、收看吴孟超先进事迹报道，将其作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教材，举办“我向吴孟超学什么”座谈会，开展“吴孟超精神引领我成长”征文活动，进一步增强献身国防的使命意识。

全国劳模、华西村党委老书记吴仁宝感慨地说：“吴孟超院士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令人钦佩、感人肺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始终把党的事业、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创造了中国和国际肝脏外科界的多个第一，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他不仅是肝胆方面的‘名医’，而且与人民肝胆相照，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要向他学习，始终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说：“我们要深入开展向吴孟超学习的活动，在做好雪域高原广大边防官兵和藏族同胞的健康服务中，更好地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同济大学法学院程德理教授说：“吴老俭朴而又简单的生活打动了我，让我知道其实没有奢华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享受。作为新一代同济人，我们要努力学习，充实生活，向吴老看齐。”

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刘景丰教授说：“吴孟超无愧于‘人民医学家’的称号。其非凡的医学成就和高尚人格享誉国内外，成为引领我们前行的导师。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们当以吴老为楷模，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心怀病人、苦练技能、勇于创新，为更好地从事医疗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济大学医院院学工办辅导员苏娜说：“吴老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一个信念坚定的军人、一个品行高洁的老人、一位本色不改的学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医疗事业。他的先进事迹深深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计名利，脚踏实地，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王轩说：“吴老年轻时就立下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志愿，作为一名医学生，应该深刻理解吴老的这种理想抱负，为成就事业定好人生坐标。”

河南理工大学国防生张景威说：“吴老的事迹平常而感人，吴老的人格平凡而伟大。作为一名即将进入部队的准军人，吴老已经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和榜样。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像吴老那样为国家、人民和军队做贡献，让自己的人生因奉献、拼搏、无私、创新而丰富多彩。”

在吴孟超家乡福建省闽清县，广大群众看到吴孟超的先进事迹报道后，为他对祖国医学的巨大贡献深感自豪。^[19]

2011年5月3日，国家科技部举行小行星命名仪式，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院士接过小行星命名证书和小行星运行轨道铜牌，正式获得永久性小行星命名。

小行星是目前各类天体中唯一可以根据发现者意愿进行提名，并经国际组织审核批准从而得到国际公认的天体。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使得能够获得小行星命名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项殊荣。

2005年，吴孟超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了褒奖吴孟超院士的学术贡献，弘扬其科学精神，国家天文台决定将这颗正式编号为17606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并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提出申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讨论通过，2010年7月26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通知国际社会，第1760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孟超星”。永久命名为“吴孟超星”的第17606号小行星，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于河北省兴隆县的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发现的，发现时间为1995年9月28日。^[21]

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